三层次制度环境视角下创新驱动发展评价研究——以中西部6省市为例

借鉴改进的DSIR模型思想,从政府-企业-个人3个层次出发,将制度环境作为一个外生子系统,引入创新驱动战略评价系统,形成制度环境-驱动力-状态-影响-响应5个立体层面的子系统,同时,采用混合型中心点三角白化权函数进行灰色评估分析,对中西部地区6个省市创新驱动发展状况进行实证研究。分析结果表明,在创新驱动发展方面,四川处于同类地区“领跑”地位,河南、湖北、湖南处于“并跑”地位,而陕西和重庆处于落后地位,针对各地区发展短板提出对策建议。     

健康物联网技术应用伦理难题研究

健康物联网（H-IoT）技术进步带来医疗健康等领域的革命性变化,并为医疗、保健、护理和科学研究带来新机遇。由于互联网设备的固有风险、健康数据的敏感性以及医疗保健服务形式的转变,H-IoT技术应用将带来一系列伦理难题,具体包括：加剧个人信息泄露风险、H-IoT数据所有权与有效性的冲突、数据主体自主权与数据共享的冲突,以及由H-IoT介导护理产生的用户社会孤立化、医疗去情景化以及护理非专业化等。以国际代表性研究成果的理论框架为参考,从设备、数据协议、实践等层面分析未来需重点解决的H-IoT技术进步与应用伦理难题。     

政府支持创新创业发展政策文本量化研究(2003-2017年) ——来自国务院及16部委的数据分析

当前,“大众创业、万众创新”已成为我国实施创新驱动发展战略的关键举措。在指导和促进创新创业发展过程中,中国政府出台了大量公共政策。为厘清我国“双创”政策发展脉络,以中央政府近15年来颁布的创新创业支持政策文本为研究对象,从政策文种类型、权威主体构成及发文数量、主题关联性、政策工具4个维度进行频数统计和定量分析。结果发现,我国创新创业支持政策具有文本形式上的多样性和指导性、制定主体上的强权威性和弱协调性、主题关联上的全面性和合理性、政策工具使用上的多元性和间接性4个基本特征,并针对我国创新创业支持政策特点和不足提出相应政策建议。     

Pursuing efficiency: a data envelopment analysis of MFIs in Latin America

This article analyses the overall profitability efficiency (PE) of Microfinance Institutions (MFIs) in Latin America. The PE of each MFI in the study is broken down into two components: pure technical efficiency and scale efficiency. One data envelopment model is used to analyse each component. Each MFI was labelled as either a bank, cooperative and credit union, nonbanking financial institution or non-governmental organization, and then the analysis was performed on each separate group. The results suggest that, on average, banks are the most efficient MFIs; while NGOs are, on average, the least efficient MFIs. On average, all 4 groups are more pure technically efficient than scale efficient. Banks, nongovernmental organizations, nonbanking financial institutions, cooperatives and credit unions all seem to have problems with scale efficiency. Many MFIs seem to be operating on the increasing returns to scale frontier and are in a more favourable position for expansion.     

数字技术应用情境下如何提升企业创新效应? 协同自发抑或协同响应

数字技术能够对组织协同创新活动以及数字经营环境产生差异化影响,重塑企业创新效应形成机制与实践路径。因此,深入探究数字技术与组织、环境间的联动交互及组态匹配关系对特质各异的企业协同创新路径研究具有重要意义。基于协同视角构建数字技术应用情境下的TOE分析框架,通过对64家数字密集型企业进行模糊集定性比较分析,结果表明：组织与数字技术在多主体协同过程中的交互方式主要分为协同自发与协同响应,具体包含4种组态类型。协同自发方式主要包括以高层次人才为主导的人才驱动型与以组织开放度为主导的文化引领型;协同响应方式主要包括以地区经济发展水平为主导的需求推动型与以政府注意力分配为主导的政策拉动型。结论能够为解释企业创新应用数字技术提供新的理论视角,为不同技术条件与资源禀赋的企业提供针对性协同策略,为我国协同创新实践提供新的优化路径,为推动数字经济高质量发展提供新的指导方向。     

京津冀一体化背景下区域物流集群发展的竞合分析

在京津冀区域物流集群发展方面,京津冀交通网络发达,空间联系紧密,但物流网络节点和园区规划建设不完善;资源丰源,业态多样,但物流专业化服务水平和物流市场培育能力不高;科技发达,物流量大,经济发展前景广阔,但政策机制不协调;信息产业发展迅速,但物流业信息管理平台不成熟。京津冀区域物流的集群发展需要明确资源配置边界,打破当前以授权竞争为主的局面,建立以产业链和产业体系竞争为主的格局;通过顶层设计,打破行政区域的物流布局,形成信息同步、可持续发展、有核心竞争优势的大物流系统;在利益分配方面,应协调发展,协同带动,共享发展成果;打造资源杠杆优势,共享物流信息资源,建设基于整体发展的物流网络和设施节点。最终促进区域内形成共同的战略、文化和价值观,形成更为有效与合作的良性循环。     

农村减贫效率及其空间差异研究——基于DEA-ESDA模型的分析

[目的]通过对2011~2015年间全国以及各区域层面的农村减贫效率进行测度,探讨其空间差异及变化特征。[方法]文章采用投入导向的DEA-BCC模型测算农村减贫效率值,并借助探索性数据分析法(ESDA)对农村减贫效率的空间差异和变化展开分析。[结果](1)我国农村减贫综合技术效率相对较低,未能充分挖掘现有资源投入的潜力,纯技术效率整体偏小是造成综合技术效率较低的重要原因;(2)省际农村减贫效率在2011~2015年整体呈现出先减后增的趋势,并表现出西高东低的阶梯形空间布局;(3)农村减贫的综合技术效率存在正自相关性,高高聚集的区域主要集中在西部地区,低低聚集区域呈现由东北向京津都市区移转的趋势;(4)减贫综合技术效率的热点区域主要集中在西北与西南两大区域,且具有较强的稳定性;冷点区域主要分布在江西、安徽及东部沿海地区,较为稳定的冷点区域主要集中在东北及环渤海地区。[结论]我国农村减贫效率存在显著的空间异质性的特征,需要精准地识别出局部性致贫因素,因地制宜地制定出具有区域联动特点的空间扶贫开发策略。     

区域知识产权保护发展的空间格局及结构体系研究

以我国各省知识产权保护制度为研究对象，创新性地将探索性空间数据分析方法与社会网络分析方法相结合，基于地理邻近视角，验证了区域知识产权保护的空间相关性、空间集聚特征和空间溢出效应。同时，突破地理近邻效应的局限，解析区域知识产权保护的空间关联特征。结果表明：我国各省知识产权保护具有全局自相关性，相似地区间存在空间集聚效应，不同发展程度地区的空间关联性质不同；网络化后的区域知识产权保护各节点间联系紧密、网络结构稳定，并且可以确定核心行动者和边缘行动者角色；长三角、珠三角、环渤海等较发达地区与其它地区之间存在较多溢出关系。     

环境规制与中国外商直接投资变化——基于DEA多重分解的实证研究

中国经济进入“新常态”,产能过剩和环境污染问题日益突出,国际投资环境不容乐观,“供给侧结构性改革”为中国经济“新常态”下的必要举措。本文探索环境规制下我国FDI变化的影响因素,通过FDI的子向量距离函数定义“环境规制生产技术”和“非环境规制生产技术”,以此构造环境规制的成本效应,测度中国30个省份1999-2015年的环境规制成本,并在此基础上对实际FDI的变化进行分解。本文的主要结论有:2001年后,中国各省份的环境规制成本呈现整体上升趋势,东部地区的环境规制效果最为明显;环境规制下,中国各省份的实际FDI增速先加快后减缓,2015年之前,第二产业对FDI的吸引力最强,2014年开始,第三产业对FDI的吸引显著增强,“供给侧结构性改革”初显成效,促进了我国的产业结构优化升级。反事实检验显示导致各个时期FDI变化的影响因素不尽相同,但随着改革开放的力度不断加大,全要素生产率和产业结构对FDI分布的影响显著增强。